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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month - 生命科學新聞 | 2014-04-15 | 人氣:65535

 

"以《Nature》、《Science》、《Cell》為代表的頂級科學期刊,選稿浮華,用不恰當的激勵損害科學研究。它們誤導年輕科學家,讓他們深信成功的唯一標準就是在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去年12月9日,2013諾貝爾生醫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蘭迪·謝克曼在英國《The Guardian》上發表署名文章,抨擊《Nature》等頂級學術期刊猶如"限量奢侈品",嚴重歪曲科學研究的進展,淪為必須破除的"苛政"和"暴行"。他還表示,自己的實驗室將不再向這些"奢侈期刊"投稿。該文發表後,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有人力挺其觀點和立場,但也有人質疑,謝克曼成名前曾在這些期刊上多次發文,而獲獎後卻進行"炮轟",頗有"過河拆橋"意味。

幾經輾轉,謝克曼接受了香港文匯網記者的獨家專訪。他坦言,之所以要抵制三大期刊,主要源於其對於發表文章篇數、篇幅都有嚴格限制,且曠日持久,給年輕學者帶來很多不必要的壓力。而一旦這些期刊成為衡量研究水準的唯一標準,將導致學者的價值觀錯亂:不再將學術工作視為思想結晶,而僅僅是一種"商品"。此外,這些期刊編輯脫離一線多年,難以真正遴選出高質量論文。面對外界質疑,謝克曼解釋:自己不過是站在一個老科學家的角度,憑一己之力,幫助那些科學界的年輕學者,不讓他們淪為這個制度的"受害者"和"犧牲品"。

 

不能忘記科學研究與論文發表的本義

 

記者:您在《The Guardian》發表的文章中曾經說過,《Nature》、《Science》和《Cell》用“不恰當的激勵方式”來損害科學研究進展,能否具體談談其不恰當主要具現在哪些方面?

 

謝克曼:首先,這些刊物對於文章發表的篇數、篇幅都有嚴格的限制,即便非常優秀的學者,由於這種種限制,也很難在這些期刊上發表他們的重要著作。

據我所知,在投給《Science》的所有稿件中,大約只有一半左右最後能發表,《Nature》比例稍微高些。這些刊物的編輯會不斷地找你交流、退稿、修改,來來回回,曠日持久,有時甚至長達好幾年。在我看來,這給很多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們帶來很多不必要的壓力,更何況這些壓力也未必是對的,有時甚至漏洞百出。

我想給你舉一個最近發生的例子,兩個月前,《Nature》剛剛刊登了兩篇研討會的論文,其作者是一名在兩家國際知名實驗室工作的日本女科學家。她在論文中聲稱,在低PH值的環境下,已分化的體細胞會轉化為多能幹細胞。這種新的重編程方法不需任何複雜技術或轉錄因子,顯然是科學上一項了不起的發現。很快,這位女科學家聲名鵲起。但人們很快就發現,實驗不能夠重複,刊登在《Nature》上的實驗圖片也存有疑問,有人就建議《Nature》將存在問題的文章撤下,但目前完全沒有進展。這種事情並非單一事件,而是經常發生。這無疑是對那些刊物堅持的所謂篇數、篇幅限制的一個諷刺。他們把自己看作是限量版的奢侈品,卻忘了科學研究與論文發表的意義所在。就我看來,很多年輕學者之所以急於將一些不夠成熟的論文提交出來,主要是受到三大期刊表面上那種“奢侈品”形象的誘惑,而這些期刊限制發文的篇數和篇幅的種種形式上的門檻,又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倘若不能迅速將文章發表出來,他們的研究生涯也許就此終結。

就中國這方面的情況而言,據我所知,很多研究機構都將這三大期刊視作唯一標準:如果你不能在這些期刊上發表論文,他們就不會錄用你,或不給你經費資助。據說,一家中國頂級的研究機構甚至直接開價,只要在三大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他們就給予2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在這種激勵和刺激政策下,學者們的價值觀發生錯亂:他們不再將學術工作視作思想結晶,而僅僅是當作一種“商品”。因此,在頂尖雜誌上,不乏中國學者想透過付錢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別人的論文上。

從某種角度看,期刊也應該受到指責,因為正是期刊把自己塑造成現在這個“奢侈品”的形象,甚至只要你交錢,我就能印刷。換言之,用錢就能買來版面。其實,對很多國際科學期刊而言,已經很少有人閱讀它們的紙本,更多人選擇網上閱讀。因此,我認為沒有理由限制期刊發文的篇數和篇幅,沒有必要搞這種形式主義。因為現在已經不需要藉助紙本傳播,所有內容都可以上網。

另外,眼下學界流行用影響因子來衡量期刊優劣。這將大大地誤導年輕學者,讓他們傾向於將論文投給那些所謂影響力大的刊物,而非那些適合發表的地方。

綜合這兩大因素,我決定藉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契機,對三大期刊提出質疑與批判,並希望學界有所啟示。

 

記者:有觀點質疑,您已獲得了諾貝爾獎,因此可以公開“抵制”三大核心期刊。而對於大多數青年科學家而言,他們仍需借助這類期刊來增加其學術觀點的傳播力,您怎樣看待上述觀點?

 

謝克曼:事實上,我已經被上述問題困擾多年。如果我沒有獲得諾貝爾獎,那麼我人微言輕,也沒人肯聽我的。

當我還是一名科學刊物編輯時,我們的刊物拒絕一切廣告。在選取文章時,我只考慮論文質量,從來不考慮文章的篇數和篇幅,更不理會什麼影響因子。我曾這樣身體力行多年,但一直沒人理解。直到我獲得了諾貝爾獎。是的,我現在擁有極高的科學聲譽,幾乎站到了自身領域的最高峰。我也承認,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也曾向這三大期刊投稿。所以,很多人罵我是“偽君子”、“變色龍”,我能理解他們的批評。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糾纏於個人感情,而是必須對這種狀況叫停!我們不能再讓青年科學家淪為可憐的受害者,用他們的青春和血汗去飼養一頭無法駕馭的“科學猛獸”。在功成名就的科學家中,必須有人站出來大喝一聲:停止吧,一切都夠了!必須有人站出來,打破這不合理的研究評價制度,讓年輕學者不再像長輩那樣淪為制度的“受害者”。

最關鍵的是,我已經不需要藉助這些期刊來抬高自己的學術聲譽,我可以更自由地幹自己想幹的事情:借助我的學術影響和聲譽,幫助那些青年學者以更合理、公正的方式,獲得本應屬於他們的工作。這也並非我一個人的事業,很多位學界泰斗都應該投身其中。我們還要告訴世界,這些披著華麗外衣的科學專業期刊,並沒有以合適形式來選取論文。儘管這些期刊編輯被稱作專業人士,被視作在研究領域中學有所長的前輩,但我卻質疑他們的判斷能力,因為他們中大部分人已經脫離第一線研究許久,有的20多年沒有從事科學研究;有的10多年沒有進過實驗室。依靠這樣的“專業人士”來選文章,我認為極為謬誤的。

我想再次重申,我所做的,只不過是站在一個老科學家的角度,希望憑一己之力,幫助那些科學界年輕學者,因為他們才是這制度和體系的受害者。

 

獲獎永遠是科學研究的副產品

 

記者:儘管您是2013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但在您看來,諾貝爾獎是否能夠客觀反映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能力?

 

謝克曼:你知道,科學家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問世,但能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寥寥無幾,每項最多只有三個名額。對於如此巨大的科學家群體而言,肯定無法實現絕對公平。評選委員會所能做的,也僅僅是仔細審閱文獻,盡量去篩查、遴選出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難免掛一漏萬。就以我獲獎的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經歷為例,評獎前夕,我一位學生在其研究領域中發現重大突破,只是最終結果還需在實驗室內觀察一段時間才能得出,他就此與去年的諾貝爾獎失之交臂。所以,在我看來,諾貝爾獎存在某種結構性的矛盾:具有獲獎資格的學者很多,而能獲獎的名額很少,因此很難說它是絕對公平和客觀的。

其實,就像我之前所說的“奢侈品期刊”一樣,諾貝爾獎也是一種“奢侈品”。但有一點和這些期刊不同,諾貝爾獎早已不再是壟斷學術資源的平台,現在的自然科學獎很多,儘管它們的聲望不及諾獎,但獎金遠遠超過。據我所知,在香港頒發的邵逸夫獎獎金就達到100萬美元,俄羅斯富豪尤里·米爾納設立的基礎物理學獎,獎金是300萬美元。美國的一些基礎科學獎獎金動輒上百萬美元。

但是,我想強調一點,獲獎永遠是科學研究的副產品,真正的科學家應該將研究視作己任,他們最大的滿足是探索、發現重要、未知領域後所獲得的愉悅與興奮。在我的經驗中,沒有哪個衝著獎金去的科學家最終能獲得諾貝爾獎。

 

記者:中國是科技大國,每年發表的物理學、化學和醫學論文數以萬計,但至今仍無中國科學家獲得諾獎。在您看來,獲得諾獎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謝克曼: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能講清的問題。首先,獲得諾貝爾獎需要一個漫長累進的過程,你只看到我獲獎的那光彩的一刻,但你並不知道,我在這領域中已經打滾了35年。35年前,中國仍是一個相對封閉、貧窮落後的國家,基礎科學的設施也不完備,直到最近才逐步改善。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科學家將在各自領域中有所貢獻,並獲得世界認可。

第二,我認為需要給年輕學者們更多研究自由,這些年,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選擇回國工作。當我和他們交流時,他們感慨:在美國的研究更為開放和自由,而回國後卻受到一些限制,很多研究計畫項目是出於研究機構或某些特定需要,而非他們喜歡與擅長的領域。可就我的研究經歷看,最能激發創造活力的是自己最感興趣的領域與課題,而非別人告訴你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儘管這種限制並非強制手段,而是透過研究計畫、經費、評定職稱等手段進行誘導,但這終將損害年輕學者的創造性。

在我的實驗室中,有很多中國學生,他們天資聰穎,後天勤奮,專業知識紮實,但似乎缺少一點獨立性,以及對未知領域的好奇心,但這種好奇心和獨立性,恰恰是科學研究中不可少的元素。這弊端在開始階段不明顯,但越是到研究後期,隨著研究不斷深入,你會覺得越來越孤獨,懷疑自己的能力和方向,沒有這種近乎偏執的好奇與獨立的精神,你很難攀登上科學的高峰。此外,我希望更多中國學者成為第一手資料的創造者,而不是靠別人的成果來架出限制自己的框架。

總之,從硬體條件上,未來二三十年間,中國將構築出足以獲得諾貝爾獎的物質條件,但從軟體看,如果中國希望構築一個高水準的科學家團體,就必須形成一種更為寬鬆、自由的學術氛圍,以培養出更獨立、更有好奇心的年輕學者。

 

記者:有觀點認為,三大刊物現在的地位,以及SCI的影響力,是中國人將其抬高的。由於每年有大量中國學者的發文需求,及其對這三大期刊的認可,最終抬高了它們的身價。您如何看待這一點。

 

謝克曼:我覺得很難從正面回答問題,我想從另一種邏輯來解釋這現象。例如,美國知名的科學期刊《PlosOne》,向該期刊投稿的採用率非常高,最高可達80%。該期刊的編輯只是粗略地確定一下,文章的內容是否紮實,其結果是否準確可信,至於其價值何在,則由別人閱讀後來評斷。因為標準很鬆,所以《PlosOne》一直是全球發文量最大的科學期刊,僅去年就刊登了15,000篇論文。在這種情形下,文章後的評語反倒成了期刊的亮點,很多人在閱讀後,在文後對其優劣好壞作出評價。但由於現在的生活節奏實在太快,大部分讀者都只是匆匆瀏覽,沒有耐心留下隻字片語。

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專業編輯委員會來從事論文評價工作,該委員會應由專業學者和資深編輯組成,他們有必要閱讀全文,然後作出客觀評價,而不是將這工作交給一個冷冰冰的數值機制。

 

學術影響因子存在先天的瑕疵

 

記者:您曾多次提出,對於研究成果的評價體系需要改革,那麼改革的切入點是什麼?

 

謝克曼:舉例而言,中國的很多學術機構,尚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知識影響力的架構或者體系來評價學者的學術水平。

就我看來,學術機構應該更倚重自身機構外、甚至體制外的觀點來對其學術貢獻進行評價。具體而言,當一個年輕學者想要求職,或要求提高職稱或職級時,學術機構應該讓其提交一份200至300字左右的影響力聲明(impact statement)。在這份聲明中,他們應該說明,在廣泛的領域內——世界——該研究有何特殊地位,其貢獻和影響力在哪些方面。這些都是通過自敘方式進行評估。隨後,這份影響力聲明,應該提交到一個專門委員會,由該委員會提交給外部學者,並告知他們:“這是我們部門學者的研究成果,請您從專業領域出發,對其學術貢獻進行客觀、準確的評估。”

當然,在我身處的柏克萊,我們的院系內就有著很專業的人才,所以我們不必向外尋求幫助,但對於部分沒有這樣充沛學術資源的機構,我仍建議:在你們學者的學術論文提交給刊物發表之前,應該讓其做一個學術聲明,並讓外部機構進行評估審閱。

 

記者:紙本期刊受其版面的限制,刊載論文的數量有限,但理論上也為論文質量設定了門檻,即應當只有優質論文才能刊載其上;可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論文數量和篇幅將不再受限制,但如此一來,論文的質量會不會也隨之下降?

 

謝克曼:從現在學術期刊的現狀看,大部分期刊兼有紙本版和電子版,而越來越多的學術期刊甚至考慮放棄紙本,只做電子版。這意味著,它們可以發佈更多、更長的論文。但對那些我眼中的“奢侈品期刊”而言,這做法仍有問題:儘管它們擁有電子版,但它們仍嚴格限制紙本論文的發表篇數和篇幅。《Science》最近宣布,將開放一個更開放、自由且容易登錄的學術網站,它將刊登更多論文,並且減少對原先論文的刪節。我認為,這是他們朝正確方向邁出的第一步,但我仍不確定,他們將刊登怎樣的論文,他們的選稿標準又是什麼,以及他們怎麼編輯、處理這些論文。

其中,我最大的疑慮仍是,如果這些刊物仍延請紙本版的編輯從事電子版的編輯,那麼稿件的質量或許仍得不到保證,原因我已經重複再三:這些編輯已脫離一線多年,未必能慧眼識珠,而且我對他們從事網上編輯的經驗深感懷疑。

 

記者:《Science》雜誌稱他們有三條選稿標準:一是論文的社會影響力;二是論文在科學上的創新力;三是論文的嚴謹性。您是《eLife》的編輯。我們知道,這是一份權威的免費期刊,那麼,您的選稿標準是什麼,與這些所謂的“奢侈品”期刊有何不同?

 

謝克曼:我只是其中的一名編輯,這家刊物還有一名資深編輯。這位編輯在全球遴選了十五、六名專業人士,組成一個初審團隊。

在初審團隊中,專家們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做出獨立判斷。在閱讀論文時,我們常常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這篇稿件有何重大意義?第二,這篇稿件有何創新之處?因此,這些都是主觀性很強的判斷。當字面上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們將向團隊中其他人員尋求幫助。因此,這部分的初審工作,主要用於衡量論文的科學意義。

然後,論文將被提交到一個更大規模的評審委員會,這個團隊猶如我們期刊的“裁判”。這個團隊的主要任務是評審稿件的質量,評價其對於研究領域究竟有何貢獻。因為我們是電子版的期刊,所以對於稿件的數量和篇幅不僅沒有限制,甚至希望多多益善,最好能網羅一切有價值的論文。

 

記者:人們總是習慣用量化指標來衡量一件事情的優劣。如此以來,才有了考試分數、大學排名和SCI指數。顯然,量化指標是一種衡量尺度和標準,但絕不是最完美的體系和標準。在您看來,用什麼樣的標準才能完整地反映事物,我們應該建立一種怎樣的科學成果評價體系?

 

謝克曼:我對現在流行的衡量體系深表懷疑,影響因子存在先天的瑕疵。在《eLife》的編輯中,我們也會引入一些量化指標,諸如這篇稿件的引用次數、下載次數,以及關鍵詞的搜尋頻率。我認為,儘管比傳統的影響因子有所改進,但仍有瑕疵和缺陷。

例如,有些學科比另外一些學科更流行、更受關注,這樣它們被引用、下載和搜尋的頻率和次數將大大高於其他學科,而這與其論文研究水準其實並不成正比。例如,在理科領域中,物理學家的人數相對較少,其引用頻率就比其他學科低。當然,這不能就此認為,物理學論文的質量和重要性不如其他學科。

因此,我對這些所謂的量化衡量體系深表懷疑。我認為,唯一衡量論文質量的方法就是:人們應完整地閱讀全文,然後由自己來做出判斷。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很多嚴肅的科學期刊而言,除了極少數該領域的專業人士外,其他人或許很少有興趣把全文讀完,我們的做法是,讓一名該領域的科學家在仔細閱讀後,對其進行概括,我們把這段概括稱作“eLife消化”。每個閱讀《eLife》的讀者,都有機會能接觸到這種概括性的評價,並最終得出自己的評價。

 

原文轉載: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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