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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學術、技轉生技醫藥產業的要角——甘良生專訪

李依庭∕科學月刊編輯。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Development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DCB),於1984年成立,從創立至今,在臺灣的生技產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於生物技術、新藥開發等都有顯著的貢獻,帶領著臺灣生技產業的發展。

曾任職國外各大藥廠、擁有豐富新藥開發與臨床研究經驗的甘良生,在2015年加入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並擔任執行長。在他的帶領之下,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未來將走向什麼樣的願景,而現階段的任務中,又如何對臺灣的生技產業帶來輔助?透過甘良生執行長的角度,來一窺生物技術中心的現在與未來。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的任務

以接力賽跑術語來說,第一個起跑者稱為第一棒,象徵著開路先鋒的位置,而在新藥的發展系統中,就像是新藥的研發中的生物標靶,需知曉生物體內特定蛋白或酵素如何結合,從這些具專一性的蛋白中尋找新藥開發的可能。在臺灣,開路先鋒的角色一般而言大多是學研界的任務,不過在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中,也參與第一棒的角色。「我們中心中,由經濟部給的科技專案計劃佔60、70%,主要就是進行研究新藥的工作,所以也有很多藥都是從中心從頭開始做,或是透過與學研單位的共同合作、研發之後,再技轉到其他公司。」

除了起始的新藥研發外,生物技術中心的另一項任務是著重在第二棒銜接的角色。「當學研單位從標靶目標找出很多藥之後,後續的毒理實驗、藥理實驗、藥物代謝和藥物動力學(drug metabolism and pharmacokinetics, DMPK)等測試完成,進行臨床試驗審查(IND)的申請,這一連串就是我們中心著重參與的部分。」甘良生表示。

疾病藥物的選擇

現階段的臺灣生技公司中對於各方面的疾病藥物皆有發展,像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on 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AD)、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 PD)等藥物均有相關研究與開發。而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為了因應現今人口老化後所帶來的醫療問題,將新藥開發的方向除了一直以來為大宗的癌症外,也加入了中樞神經系統相關疾病、代謝疾病等。「目前我們所做的藥型,以蛋白質抗體藥居多,雖然小分子藥物與中藥不算主力,但也都持續開發出新藥,也都有不錯的成績。」

甘良生更以植物藥為例子:「DCB的中藥發展其實相當完善,舉一個例子,之前開發的一個植物藥,主要是為了糖尿病病患因末梢神經不敏感,導致時常受傷且傷口癒合不佳所開發的植物藥,幾年前在DCB提煉出來之後技轉給中天,比在市面上所賣的傷口癒合(wound healing)的藥效果更好,能作為很好的外用敷料。」除此之外,DCB經過多年的努力,在植物藥方面也成立的植物新藥研發聯盟(BDDC),聯盟當中也有數十家植物藥公司,定期與東南亞等亞洲國家的中藥研發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

精準醫療的方向

除了藥物的發展外,中心也逐步將觸角延伸到近年來和新藥開發與之共同發展的「伴隨式診斷(companion diagnostics)」,期望透過個人化的基因分析(genomics analysis)或各式各樣的生物醫學檢測等,從中找出最適合此病患的治療方法或藥物,在對症下藥的情況下,達到最適化的治療。「DCB希望是以一種合作的方式,由臺灣的基因檢測公司進行伴隨式診斷,而中心來負責研發藥物。」甘良生表示。 

雖然現階段已能透過基因檢測技術將個人的基因定序出,不過甘良生也坦言從中找出個人化所對應的最適藥物的那一天還沒有到來:「因為能夠知道哪一段基因出問題,但對症的藥目前還沒全部研發出來,對於醫生、製藥的科學家而言都還是有許多工作要做(we still have work cut out of us),還有很多未被滿足的(unmet)醫療需求(medical needs)。」

在這次專訪中,除了談及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的現在與未來,《科學月刊》也請教甘良生執行長對於現今臺灣生技發展與教育的看法。

《科學月刊》(以下簡稱科):臺灣從新藥開發、製造、動物試驗到人體試驗其實都有辦法做到,在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為什麼臺灣沒有真正的新藥研發的產業,沒有一個耳熟能詳、具代表性的新藥研發成功的例子或藥廠公司?

甘良生(以下簡稱甘):臺灣目前多半是小公司,為什麼像瑞士這麼小的國家有2個大公司——羅氏藥廠(Roche)和諾華藥廠(Novartis)?他們知道自身國家小,所以一定要往外去擴大變成國際性的公司,這些藥廠具有世界觀,直到現在也持續與其他公司合併(Merge),來壯大公司。如果原本公司手上只有5種新藥在開發,合併一間擁有5個新藥開發的公司,那公司手上就有10個新藥在開發。

政府現在也看到這件事,行政院也要鼓勵臺灣的藥廠要整合併購,臺灣自從2007年《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出來以後,每年營業額的發展是有增加,但是是慢慢的線性成長,而不是速度很快的拋物線衝上去。原因在於雖然研發藥物要經過很多年才能研發出來,但是每個公司在只有一個藥的情況下,若解盲失敗股價就跌,大家沒有相關的常識。若公司進行合併,一個公司手上有3個藥,那其中一種新藥沒成功也還有其他的藥繼續在發展;而沒成功的新藥雖然在病患身上花了很多錢和時間,不過也代表對此疾病已有很多的研究,重新調整、修正後再次出發,在美國的公司都是這樣運作的,所以要在一起合作,團結力量大。

臺灣的生技教育與產學合作

科:近年來,生命科學系或相關醫藥科系的學生如雨後春筍產生,但是由於臺灣的新藥研發公司需要的人才大多是碩士班或博士,無法吸納那麼多的就業人口,導致就業市場供過於求,對於這個議題您的觀點為何?

甘:現在,以臺灣來講生技並不是一個能夠提供就業市場的產業,但是生技醫藥產業到底能不能夠提供工作機會,當然可以。歐美擁有10萬人的大公司,當公司大的時候,各個部門都需要人,每個部門至少都有數百個人,這些都是工作的機會。我的第一個公司是GSK(GlaxoSmithKline,葛蘭素史克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的分公司,到英國去參觀的時候,整個城鎮(town)的人幾乎都在GSK工作,全家可能都在這間公司工作。

只不過臺灣現在大學畢業、和從國外回來的學生這麼多,可能對臺灣目前的生技而言是供過於求,不過,在某些領域卻是有徵不到人的情況。現在學生都喜歡去做一些生物實驗或主修生物技術(biotech),這些試管中的實驗又乾淨、又能藉試劑(assay)進行小型試驗,但是我們需要有機合成的化學人才,在臺灣卻很難找到。

其實,美國一樣也缺這類人才。不過,在大陸跟印度有機合成的人才就很多,他們在沿海地區蓋了很多臨床前(preclinical)的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歐美的研發公司,就直接送去給這些公司進行合成製作,甚至在附近設研發(R&D)廠,而這些人每天都在製作、合成化合物(compound),一個人一個禮拜可以做出2~3個化合物,合成純化後就可以馬上做生物篩選(biological screening),若有好的結果就可以馬上進入下個篩選階段,每個禮拜都持續進行一個又一個的試驗,所以每個禮拜都有最新進度能與國外歐美公司討論,這些大的臨床前試驗研究機構有時候會幫國外的大藥廠同時進行很多個項目(projects)。

在印度,從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IIT)畢業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去臨床前試驗研究機構。我之前去參觀時,在一棟很大的建築物裡面,走廊左右兩邊一看到都是化學通風櫃(chemical fume hoods),每個化學通風櫃前面一個人,每個人都在合成化合物。換到另一層樓,一台一台的質譜儀(Mass Spec)排列著,每一台質譜儀前面都有一個人在操作,沒有人跟你共用(share),因為儀器每天都在使用、運作,非常系統化。中國也是差不多,但是我不知道臺灣發生了什麼事(what happened to Taiwan),過去這幾年我們沒有設立任何臨床前試驗研究機構,除了DCB(衍生成昌達公司)、山腳下的進階生技也有在做毒理試驗;DCB、國衛院及一兩家公司有做臨床前試驗及篩選,我不知道有哪些公司是幫忙做這種高通量(high throughput),就是快速的大量生產數據,我們沒有這個觀念,所以目前我們第一棒到第二棒之間還有一些需要下功夫的就是這部分。

科:除了有機合成的人才,您覺得在整個新藥研發的過程中,臺灣還缺什麼樣的人才?

甘:藥物代謝和藥物動力學的人才也缺乏,雖然臺灣有藥學系的學生,但是藥物代謝跟藥物動力學並不是每個藥學系都能學到的東西,經驗不夠。藥理系或許會教一些藥物動力學,但是沒教藥物代謝,在化學藥物(Medicinal Chemistry)課程中教不教藥物代謝也取決於有沒有這方面的師資,在臺灣當然是缺這方面人才,所以我們在各單位,包括在生技中心做藥物代謝都覺得還不夠,還是要再加強。

科:那在國外大學科系的設置或教育,為什麼就有辦法補足這樣的人才?在大學科系需要做什麼樣的重新設計或改變?

甘:在大學裡面學有機化學、化學合成的人才是有,但是做到藥物代謝、能夠了解代謝物的結構分析,可以提出原來的母體化合物(parent compound)代謝(metabolic)的整個過程、了解這個部分的,在學校裡並沒有教。而國外的藥物代謝領域要感謝化學致癌物研究幾十年下來的成果,藥物代謝這個領域是了解化學致癌物進到身體以後,它如何被身體裡代謝的酵素來活化,這是一個新的領域,在美國各大學了解化學致癌物質(chemical carcinogens)和化學致癌過程(chemical carcinogenesis process)都是一些名校、名教授的學生,拿了學位出來後,做這方面的研究。我個人也是從這方面出來的,透過每年都有這方面的會議,一開始的會議只是談化學致癌物如何被活化、這些化學致癌物在體內致癌有什麼樣的提升(promotion)和引發(initiation)的過程。

到後來,不只探討化學致癌物致癌過程,而是開始研究幫助病人的藥物,如何讓藥物進入身體裡面,而且代謝。代謝產物多半沒有活性,但是有例外,很多代謝產物還是有活性,這些知識從哪裡來?從當年學習的化學致癌物活化過程而來。這些的學問到最後哪裡最適合我?很明顯的,製藥公司最適合我。也因美國早在70、80年代就培養起探索化學致癌的環境之下,造就了這一批人進入製藥公司。

其實美國早期的藥廠公司也跟臺灣一樣,做細胞的實驗,發現有活性就很高興的合成了很多,突然間一放到動物裡面就沒有活性。所以,到後來讓藥物代謝這環早點進入新藥研究中,確保這個新藥、具有活性的化合物在身體中存在的久。懂藥物代謝的人進去製藥團隊就開始篩選藥物,根據藥物代謝的經驗提出想法,例如:這個新藥有某官能團(functional group)進不了腸,藥吃進去也無法吸收等。這些意見再讓化學合成的人去進行修改,評斷藥物進入身體是否有效,團隊間互相幫忙之下,這個領域就漸漸發展起來。也因著這個發展歷史,讓現今歐美的新藥發展還能夠繼續,而這些領域在臺灣就沒有太專攻,所以到了我們要成立藥廠時,就缺少了這個部門。

科:在臺灣現今「產學合作」的機制之下,學校很難跟商業去做合作,會被說圖利。就您來看國外的經驗有關的產學合作跟臺灣的產學合作,您覺得臺灣要再做什麼樣的改進才有辦法像您提到的學界跟業界互動良好,今天找到一個好的標靶馬上就轉移商業界,商業界的資金也可以來幫助學界裡面的運作?

甘:我沒有做過太多的了解到底臺灣的學界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因為在美國學界跟業界合作太方便,我在產業界將近30年,有一大堆跟教授的合作。教授在研發利基技術(niche technology)之後會成立公司,但可能是由他的研究生或博士後擔任負責人,教授還是會希望延續教授職,讓這個技術還能繼續發展,所以在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教授每個人可能都有一個或多過一個的公司,而公司的執行長(CEO)可能就是當初在學校那個實驗室的博士後研究員;也有一些人專門找這些新的公司去投資,由他來當執行長,將這些新技術發揚光大,被大公司併購之後再去找新的技術、再成立新的公司。

科:即使是州立、公立大學也這麼方便嗎?

甘:對,我所接觸的一些公立大學也是這樣,合作絕對沒問題,公司會提供基金(founding)讓他們研究,至於開公司只要遵守州的相關法令和條例,並不是那麼不容易。我覺得如果說臺灣的產業界發展的好、資金夠大(像美國這樣),就直接把這些授權(license)買走,就不會有圖利廠商的問題。

轉載科學月刊第5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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